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讳谈论生死这个问题。曾有一个记者，在小峰家里问他“怎么看待生命”。对外人一向挺和气的王立军那次真生气了，“你这个问题，谁也没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脱了袜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来穿上！”说急了，他把手里的老花镜摔在桌上。

　　王立军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学校的事情，他明白，这已经不大可能。关于小峰成年后学校还会不会开下去的问题，他也是盯着提问者沉默了半天才说：“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想过。”

　　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问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说起这些，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抽了两根烟。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刚刚找到好朋友，还有了新宠物——姨夫抓来的刺猬。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刘立宝会不会像答应的那样，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岁了，已经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4年。成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那么确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