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年幼时过生日（翻拍）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呼吸时，胸口有时会响起一阵成年男人打呼噜似的声音。他学会了咳嗽时转过头，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边。

　　他几乎没再去过对面的学校。除了一次电视台录像，记者让他站到村小大门那里，他两手攥住铁栅栏，一张小脸贴了上去，茫然地向里面张望。

　　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病。”

　　“他们是谁？”

　　“就那帮小孩呗。”

　　“什么病？”

　　“艾滋病。”小峰轻描淡写地说。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村里许多人说，这个孩子不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问题。第一年上学，小峰花了4个多月才学会从1数到100，而且还是王立军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着学会的。现在14岁的他终于学到了两位数乘法，但乘法口诀还是背得不利索。

　　“我觉得吧，这个事得这么看。”王立军解释着，“他的童年太封闭，智力开发不够。小孩玩弹球，你输几个，我赢几个，就是学加减法呀，可没人跟他接触呀。”坐在教室里，他提高了声音为自己这个学生辩护。

　　王立军和小峰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外孙女都长。每天早上，他骑5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教室后先烧一壶水，倒水都不让小峰动手，因为怕他烫到。铅笔，是王立军削好的。连手纸，他都撕好了叠成块。

　　这个得过脑血栓的老人，还要甩着胳膊摔烟卡、蹲在地上弹玻璃球。这时，小峰变成了裁判，他不停地告诉老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得听他的。”王立军说着，撇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