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所孤独的学校始终存在着，尽管小峰读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级。唯一的老师王立军总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边，透过玻璃寻找土路上那个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学生。

　　中午放学，王立军骑自行车载小峰回家

　　“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这个家庭留下的记忆躺在一只带“喜”字的红色皮箱里。如果只是翻看这些照片，很难在其中找到异样的蛛丝马迹。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举止做派像个十足的城里人。在儿子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中，他戴着当时流行的茶色蛤蟆镜，穿着黄色圆领T恤衫站在美国街头，潇洒地摆了个叉着腰的姿势。

　　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在1992年的农村，这让邻居羡慕不已。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渔船几个月才能靠一次岸。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这对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车开到村子旁边，人悄悄地走进去。只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人员戴上了手套和口罩，还穿上了防护服。

　　血样送到市里检测后，结果也是HIV阳性。

　　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尽管有村民模糊地回忆起，那段时间他们曾经大吵过一次，娘家的亲戚还怂恿他们离婚。可俩人继续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顾防疫站劝告和亲戚反对，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