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杨利军今年五年级了。这个学期之初，他和班里的另外七名同学一起把桌椅搬到了一年级的教室里，开始了复式听课的学校生活——班主任陈永清老师在一堂课的时间里，交替对五年级和一年级的孩子们进行教学。

　　杨利军有点不适应这种上课方式：“做作业的时候，一年级的四个小同学背书的声音很吵。”这个山村男孩温顺地低下了脑袋：“可校长说了，陈老师一个人要给两个年级各上六门课，太累了。”

　　杨利军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丁家营小学的学生。在他所就读的小学里，算上校长共有5名老师，35名学生——这样的数字，甚至抵不上正常小学里一个普通班级的师生数。“在定西市，学生总数不足100人的学校占小学总数量的50%以上。当一个学校六个年级都不齐全的时候，我们就改称这些学校为村教学点。”定西市教育局人事科科员刘晟告诉记者。

　　寥落的乡村里——

　　没有学生，是做老师最难过的事

　　丁家营小学是祁家庙和丁家营两个村子唯一的小学，覆盖了当地700多个农户。在丁家营小学校长郑克勤的记忆里，大约是从2010年开始，学生陆续从村小学转出，到会川镇的西关中心小学和文丰小学读书，原来100多人的学校现在只剩下30多个：“渭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走出农村。”郑克勤为能去县城读书的孩子们高兴：“学校一共只有5个老师，每个老师至少要承担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教好了这科，未必教得好那科，整体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在丁家营这样的小学里，每一位老师都是多面手，30岁的杨旭文老师6年前从定西师专计算机系毕业，就职于丁家营小学后，承担了数学、语文、英语、体育等六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最头疼的是语文课，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教，对着教学大纲一点点硬啃下来，先自学，再教孩子们。”

　　这种状况也给乡村教师的职称评定带来困难。丁家营小学的5名教师中，只有任教时间长达30年的陈永清获得了小学高级教师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的名额与学生考试排名直接相关。咱们村小学，老师每天面对寥寥几个学生上课，要备的课又多，学校排名成绩在县里不靠前，拿不到老师评高级教师的名额。其实几位老师的教龄和教学水平都是足够评定高级的。”

　　杨旭文的宿舍里，贴满了他誊写的毛笔字，字体敦实厚重，颇有一些功底：“这都是实在无聊被逼出来的，回一趟渭源县城的家要两三个小时，整月呆在这山窝窝里，放了学连人都少见，只能练字打发时间。”提起自己的“老本行”，杨旭文笑了：“学校里只有一台计算机，是省委组织部实施‘农村党员远程教育’项目时购置的。因为网络建设跟不上，基本成了摆设，根本开不了计算机课。”

　　会川镇醋那村小学教师张转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甘肃省陇东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自小不爱学英文，在这所50名学生、6位老师的学校里，“门门课程都得拿得起”成了校长张碧野对他的要求。“买了英语字典，遇到生词自己先查。”他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只有6个学生：“寂寞、贫寒，是每一个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可是最难过的，是学生越来越少，感觉自己的价值越来越低。”六年级的孩子刚刚毕业，学生出的多进的少，“真不知道这个三尺讲台自己还能站多久。”他告诉记者，有时候会觉得“干的真没劲”，想趁着年轻转行，却又“放不下孩子们”。

　　面对着同伴的日益减少，杨立军很羡慕哪些可以去镇上甚至县城读书的孩子，在他看来，走出这个小村庄，就离“考上大学，去大城市读书”更近了一步。“我也想转学，可爸爸妈妈都去兰州打工了，奶奶身体不好，去镇上上学，没人能跟去照顾我。”

　　拥挤的小镇上——

　　为了让孩子读书，住得多差都乐意

　　在与丁家营小学十几公里之隔的会川镇西关中心小学，新学年即将开始，学校门口的操场上搭起了两个凉棚，每天都有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办理入学、转学的手续。带着孩子来办手续的大多是年迈的爷爷奶奶，一位姓崔的老人告诉记者，自己是附近上湾乡的，带着已经三年级的小孙子来办理转学手续：“乡上的小学孩子每天要步行10里地才能到学校，还不如我们老两口租个房子，陪着孩子来镇上上学。”

　　西关中心小学是定西市“示范小学”，在会川镇乃至整个渭源县都是一所教学成绩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到新学期即将开始的时候，校长何桂莲的办公室就终日人满为患，各个乡镇甚至邻县的家长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她，希望让孩子到西关读书。

　　对此，何桂莲心怀同情又无可奈何，一方面是家长渴求孩子能获得尽量好的教育资源，一方面是西关小学班容量已经过大。“一些班级人数已经将近60人，既不利于课堂教学，也增加了老师的负担。可是看到家长渴望的眼神，又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

　　在何桂莲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学生情况登记表》，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在全校1000多名学生中，有近1/3的孩子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其中有的是镇上的孩子父母外出打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有的是乡里的孩子到镇上读书，父母在家务农，孩子跟随爷爷奶奶在镇上租房居住。

　　“青壮年出去打工，老人在家种地或陪着孩子在城镇上学，已经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常态。”会川学区小学部徐学华在小学任教20多年，目睹许多因父母孩子长期不在一起生活而引发的家庭悲剧：“有的母亲陪孩子到镇里读书，丈夫在外打工，几年后，孩子毕业了，两口子也离婚了。”

　　会川镇只有两条主街道，街道超市门口的一点点空地，成了居民们的休闲场所，傍晚时分，广场舞的音乐就响了起来。来自祁家庙乡的蒲大娘租的小平房就紧邻街道，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石棉瓦的房顶，没有窗子。屋子里一张大床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床上铺块大毡子，是她一对孙子孙女学习的课桌。

　　站在阴暗的房间里，很难让人想象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已经带着自己上初中的孙女和上小学的孙子在这个镇子上生活了5个年头。校长何桂莲走进这间屋子家访，老人局促地站起身来，却不知道把校长让到哪里来坐下。提起自己“成绩优秀”的孙子，老人的脸上满是骄傲：“只要孩子能读好书，住得再差都乐意。”

　　与蒲大娘的小房并排的，挤挤挨挨还有十几间这样的石棉瓦房，都是当地居民临时加盖，租给从村里陪孩子来读书的家庭，以爷爷奶奶居多，“孩子的爸妈在兰州打工呢。”何桂莲一路家访，听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回答。

　　何桂莲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学校留守儿童教育策略初探》的论文，发表在2012年第21期的《甘肃教育》上，她在文中写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学校就是他们温暖的第二个家，老师就是对他们全权负责的‘父母’。多年的教育工作，使我深感‘留守儿童’教育的核心就是给予他们本该享有但却严重缺失的爱。”

　　然而，何桂莲很清楚，学校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弥补家庭的缺位。“关键还是资源和机会。父母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离开孩子去赚钱，孩子为了更好的教育离开老家。资源不均衡，农村人就要追着资源跑，团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