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刊发独家探访“童工”家庭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1月30日发出通知，将开展打击非法使用童工专项行动。

　　多名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表示，破解“童工”问题的关键在“疏”而不在“堵”。

　　“贫困是造成‘童工’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北京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赵卫华说。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今年5月在官网发布了《促进我省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总体上慢于全国人均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尤为突出。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3.7~4.59：1的高位，2012年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已达13947元。

　　贫困推动“童工”供给增加的同时，对“童工”的用工需求也真实存在。“利用‘童工’这类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在整个市场中获取基本的竞争优势，促进出口”——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楠在2012年作田野调查时发现，雇用童工多发生在箱包、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多集中于江浙地区。

　　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几乎看不到“童工”。李楠表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非常高，只有接受过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操控相关专业设备，“在这些行业里绝对不会出现童工”。

　　记者查询到，我国对禁止雇用童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一方面未成年工对工作的类型、强度等在心理上缺乏足够成熟的认知，另一方面未成年工在生理上还没有发育成熟，需要对其实行特别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国务院出台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列明了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另外，1994年，当时的劳动部还专门颁布过《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具体规定了未成年工的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工作中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弯腰、上举、下蹲等强迫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分钟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线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