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辅新政”出台前,针对教辅书的最大争议,是业界通行的“推荐目录”方式。一纸“目录”隔断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多年来,我国明令禁止统一征订教辅材料,严禁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录。
2011年推出的备受期待的“教辅新政”,是涵盖了众多部门“一揽子政策”的总称。
原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措施,是严格规范教辅书出版资质,强调一书一号。在鲍红看来,这些措施抬高了教辅书出版的门槛,“对治理教辅书散、滥较有成效”。
以教育部为首的四部委通知的主要措施,是进行教辅书评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成立教辅书评议委员会,择优选出若干套进行公告,各地市从中选择一套推荐给本地区学生选用。
发改委等三部委的措施,则是对进入评议推荐的教辅书进行限价。
这套“政策组合拳”中的基调,是提高教辅书出版的门槛,受到了业界的普遍欢迎。从业多年的中部某省的教辅书批发商仲靳表示:“我举双手赞成提高教辅书出版的门槛!”
“公司原来代理的教辅书品种很多,退货率也高,仓库、报单、退货都要许多人手。现在教辅书门槛提高了,品种减少了,有效销售增加了,我们也节省了一些人力。”仲靳说,“出版商也没必要贪大求全,一些大公司一年三四千个品种,其实主要盈利的也就两三个套系,砍掉一些品种,规模虽然下来了,盈利可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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