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放学早，下午3点半、4点半接孩子，成了不少家长的头疼事。在学校课后服务普遍缺位的当下，商业托管机构的出现“解放”了一些家长，但鱼龙混杂的市场也埋下诸多安全隐患。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校内托管”和“社区托管”，进一步推广仍待制度保障。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主渠道责任。专家认为，做好学生的课后服务工作还需要教育部门协调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并保障教师待遇和科学选择课后服务内容。

　　家长接娃“分身乏术”催热“托管班”

　　为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小学充分利用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此前，已有多地进行了相关探索：2014年起，上海市公办小学普遍向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免费看护服务；今年初，江苏省南京市下发通知，所有公办、民办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制度，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

　　然而，仍有不少学校表示不具备提供课后服务的条件。海口市第二十八小学校长林保培介绍，针对无法按时回家的学生，学校每天会安排3至5名教师在校门附近集中照看。“我们提倡家长按时接学生，不能长期占用教职工的休息时间。经费有限，难以聘请人员组织各类课后活动。学校面积本身就不大，实施校舍安全工程后扩建了教室，各类功能室相应减少，课后活动缺乏场地。”他无奈地表示。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小学副校长涂剑龙认为，课后服务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对教师的补助机制还有待完善，专项经费短缺也限制了课后服务质量的综合提升。“我们想增加体育、艺术教育的课后服务项目，但无论在管理还是师资方面都要大量投入。”

　　学校、家长“管不过来”，商业性“托管班”应运而生。河北省任丘市的张维平告诉记者，自己下班晚不能及时接孩子，上初二的儿子每天放学去托管班吃饭、上自习，晚上8点半再接儿子。

　　“托管班”解决了一些家长的后顾之忧，但一些黑托管“乘虚而入”也埋下诸多隐患。“学校周边有10多个托管班，大部分是无证经营。”林保培说，学校曾要求这些机构出示工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等证件，但能完整提供的仅一两家。另外，很多托管班在民居内，人员密集且缺乏消防设施，一旦出现事故难以及时疏导。

　　“公益性托管”填补课后服务“真空”

　　针对确实不具备条件但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学校，《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协调学校、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为破解“3点半难题”，一些学校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性托管”。上海爱心花园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朱旭明介绍，该机构自2013年起与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合作，每天3点半放学后由志愿者组织学生，以志愿服务的形式进行集中管理。

　　“每个教室安排30到40名学生，由2名志愿者辅导学生做作业，也可以利用操场带孩子们打篮球、做游戏等。”朱旭明说，孩子在学校家长很放心，学生也很乐意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和游戏。

　　自2012年起，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赤岗、华洲、凤阳四条街道对辖区内的20所中小学校开展社工驻校服务，每周一次派社工到各学校，组织品格教育、心理辅导、人际关系交往引导等活动。昌岗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马文锦介绍，驻校人员都是专业的全职社会服务从业者，需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认定，或具有大专及以上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历。

　　“没有经费支持，很多学校不具备开展校内托管、社工驻校等课外服务的能力，而课后托管也不是社区的常态工作。街道和社区有较为繁多的日常行政事务，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接托管。”马文锦同时指出，广州市各社区视本社区需求和人员、场地和经费等条件决定是否开展社区托管，目前开展相关工作的社区中有的是每天开班，有的则是一周开放2到3天，自由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