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晚，广西一名15岁的初中生跟朋友一起吃夜宵时，突然接到女朋友的分手电话，之后情绪变得十分激动，紧接着跳入江中，不幸溺亡。

　　正是青春大好年华，却因为情感问题而一时冲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如此悲剧不禁让人唏嘘。于是，有些人便更加笃信都是“早恋”惹的祸，高高举起批判的矛头并痛斥其种种“危害”，甚至将之视作校规校纪或家规家训的“高压线”。稍有风吹草动，立马全线警戒；一旦触犯“天条”，立马当头棒喝。

　　把责任怪罪到“早恋”头上，甚至还要弄到谈之色变的境地，貌似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在春秋时期，女子16岁就可以出嫁，宋代也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在近年的两会期间，也屡有人大代表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虽然前者有社会历史因素，后者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在客观上，这都是基于已经基本成熟的生理特征和正常的心理需求。

　　“早恋”之所以频遭反对，多是因为它对正常的学习生活造成了影响。所以，“恋爱”本身并没有错，而是说，虽然人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但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因为所谓的“爱情”而荒废了学业、工作，甚至因此而害人害己。

　　除了“恋爱”之外，有些学生在与家人、亲友、同学的相处过程中，一旦彼此之间出现分歧矛盾，也容易钻牛角尖甚至失去理智走上极端。由此，为了避免种种悲剧的发生，为了引导合理的情感诉求，开展富有针对性的情感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一些高校早已有所行动，比如复旦大学的“情商课”，天津大学的“恋爱学理论与实践”等等；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也早已开展此类相关课程，美国的“社会-情感教育”还涵盖到了中小学。

　　而在我国，到底要不要将情感课程引入到中小学，目前是比较有争议的。虽然广州市第21中学早在2009年12月就曾开设“我要谈恋爱”的选修课，但业内外的反对声还是此起彼伏。有人认为，中小学不宜太早开设情感课程，尤其是，所谓的恋爱课程等于是教中小学生“早恋”。这种思维有点奇怪，照此逻辑，带领学生到法院旁听开展法治教育，莫非就是教学生犯罪？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上学的时候父母反对“早恋”，大学毕业之后又被嫌弃是“单身狗”。或者倒不是他们不想“脱单”，而是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在有些不知所措或者手忙脚乱。

　　实际上，情感课程有很多关键词语，比如“责任”“生命”“爱”等等；而这些词语又都有丰富的内涵，比如“爱”，既包括爱自己，爱家人，还包括爱亲友、爱社会、爱国家。情感课程所努力解决的，不仅有法律问题，还有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而这些，远不是学科教学中所渗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一教学目标可以代替和解决的。

　　情感的经营与表达，是需要学习才会获得的一项技能。在情感教育具有较强可塑性的中小学，开设情感教育课程不仅没有操之过急，反而可以解决当务之急；不仅不是多此一举可有可无，反而要大大方方名正言顺。而除了学校，家庭一样是情感教育的重要阵地，家长与教师一样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