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如何破局

　　2018年春天，在中小学减负的“战场环境”由一维走向多维的社会情境里，四部门已经联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减负”问题再次引起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针对部分舆论担心过于强调减负，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情况，3月16日的记者会上，陈宝生厘清了一些概念。他认为，所谓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内容，“我们把它叫作负担。在正常范围内的，我们把它叫作课业、学业，叫作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应当把它区分一下”。

　　在这样的分类基础上，陈宝生提出减负的五个要点：一是从学校减，即从学校教学“减负”；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三是考试评价“减负”，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使全社会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难”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全社会共同发力。“很多人认为好学校的评价标准，就是升学率高，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好，用分数这个单一标准来评价孩子和学校，造成减负缺少内在动因。”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建议，社会要引导学校、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努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领域发挥特长，按照不同途径去成才。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则建议，国家要加快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建立多元评价、等级评价、分类评价体系。

　　孩子的课业负担重也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训练，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认为，“减负”并不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同时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提高“减负”效果。

　　对于新一轮减负，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针对各种认识误区和偏差，正本清源，从现实出发，统筹协同治理。仅靠教育部门内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往往收效甚微，要想跨越“减负陷阱”，必须厘清各类主体的责任，只有政府、市场、家庭、学校、教师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并建立问责机制，才能真正将学业负担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