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问题来由

　　真正的标志性变化，始于2000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名校情结”和“跳龙门”思想依旧，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价值取向也并未改变。但是，在回应了缩短中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社会民意诉求后，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压缩，逐渐成了学校的常规操作。这种通过缩短在校学习时间的减负，也逐渐衍生出一些其他问题：孩子提前放学后，家长就遇到了每天下午3点半后接孩子难的三点半难题。于是，对于这种新的市场需求，校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学生的相当一部分学业负担转移到了校外培训机构。

　　这些伴生问题的出现，使我国中小学减负的“战场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过去专攻校内减负的“一维空间”，已经转换成了既有学校又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多维空间”。

　　对比分析2000年后发布的“减负令”，记者发现，这些“减负令”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关于控制考试、控制竞赛次数、教学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性安排的角度，又开出了不少新的“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比如，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

　　这些制度性安排，不仅将减负由此前校内缩短学习时间、压缩作业量、对教材删繁就简、降低难度，调整成用考试评价、就近入学等政策工具来为学生减负，其治理理念还成了此后国家减负政策的“压舱石”。

　　2004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五坚持五不准”，就是在重申此前政策的基础上，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针对“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热等社会新苗头，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拧紧“学校减负、社会增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制度阀门。

　　然而，日趋复杂的“战场环境”，使中小学减负陷入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恶性循环，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治理效果大打折扣，久治不愈。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此，2018年3月1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减负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账，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清楚”。

　　陈宝生说：“近年来各种成功学、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陈宝生说：“全社会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不要盲目追求那些成功学，那些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成绩单、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是不行的，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提高教育素养，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重庆市教科院专家邓平认为，造成校外教育培训热的原因，还有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用单一的分数标准来评价学生，导致以应试为特色的教育培训机构火爆。

　　2018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将治理的矛头对准了校外培训机构。这也是我国减负60多年来第一次明确动用政策工具向校外培训机构“开刀”。

　　陈宝生在记者会上表示，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培训机构可以搞各种培训，但是不能搞超前教学、超纲教学，义务教育阶段涉及的各科都不能搞。还要割断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不把它作为招生的凭据。此外，陈宝生还提出要综合治理，建立健康的教育秩序，构建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使过重的学业负担逐步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