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 Gear

　　进入状态

　　上高中后渐感升学压力，于是多埋首于数理化的题海，少有心在英语世界里流连。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用功时没人在意，倒是在你不期待时，荣光自己找上门来。初中播下的种子，高二时终有收获。那年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一不小心”得了个特等奖，到北京白玩了一趟。

　　一年后参加中澳国际英语能力竞赛，再获高中组特等奖。澳方主办者邀请获奖的前几名去悉尼领奖，是我第一次出国。但澳洲牛肉我实在吃不惯，那里的空气也实在太爽利。悉尼城区让我想起了上海，高楼中有老屋夹杂。那里的海水很蓝、沙滩很美，人也颇热情。歌剧院很漂亮，绿地很养眼，但最难忘的还是悉尼近郊一个叫“卧龙岗”的农场。

　　在那里，我第一次放马山间，为此还买了保险；第一次看牧人剪羊毛，剪下的毛除了两个耳朵洞仍是完整的一块；第一次看牛绕圈耕地；第一次亲身喂猪，并在第二天清晨看她“分娩”；第一次见到鸸鹋，却搞不清它和鸵鸟的分别；第一次日落时分躲在灌木后面，想一睹袋鼠的“芳容”而未遂；第一次到半夜仍未睡，在草原上支起篝火，趁着当地Billytea的劲儿和人聊天；第一次早上不用人叫，五点就起床，和人在斜坡上玩飞去来器，差点砸坏人家的屋顶——不管怎样，那是个美丽的夜晚，美丽到清晨我们怎么都舍不得走。

　　高中课文（SeniorEnglish for China）很无聊，英语课便大多用来做数学题，倒符合效率最大化的理论。一晃终于到了要保送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什么。出于对上海的偏见，拒绝了复旦。从小在南大操场边玩大，觉得那儿适合玩耍而非学问，也没考虑。

　　思来想去，只有两个选择：北外英语系，北大东语系。不愿再把英语当专业，觉得自学就够了，学点别的多好：于是向往北大，那里的湖光塔影。但老师不这么看：与其做大池塘里的小鱼，干嘛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信然。

　　这里有件事要插叙。高一时，学校组织了英语兴趣小组，每周六上午活动。一次，董正璟校长——也是英语特级教师——给我们讲小说：十多页纸的故事，写一个南非黑人小孩的遭遇。文章很感人，读了几遍后，我萌生了把它翻成中文的想法。

　　整整一个周日，晚上九点前终于成稿，第二周上课交给了校长。一周后，董校长把译稿还给我，上面做了些改动，还有些鼓励的话，而且说可以帮我联系发表。

　　我终究没有胆量把自己的处女作付诸文字。但这件事一定给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毕业前一个晚上亲自打来电话，说手头有几本小书问我有没有兴趣翻。我欣喜若狂，自负的少年谁不想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铅字，何况还能署名。董校长很高兴，答应借我字典并为我校稿。

　　从六月中到八月初，我挥汗如雨，晨昏不息。那些书原是一套里面的几本，出自牛津、剑桥学者的笔下，智慧、文字相映成辉：有讲宇宙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讲全球升温的前景；有回顾男性地位的今昔；有探讨未来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还有探讨基因技术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翻译这些书，对我既是语言、知识上的考验，也是意志的磨练——多少次，截稿日期的临近让我寝食难安。一年后摸着崭新的书页，我心中的喜悦实在难以用文字传达。我要感谢董校长的提携，也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信任，自此开始了一段愉快的合作经历。谁又知道，毕业后我选择翻译为职业，和这次际遇没有关系呢？——不过这是后话了。

　　大二时，我译了第二本书，耶鲁一位学者写证券市场的高智商犯罪，共二十万字。书的内容很专，原是学语言的人不甚了了的。但我碰巧对经济学感兴趣，大学里听了些课，再加上临时恶补、多方请教，终于做到没有“露怯”。

　　毕业前译了第三本书，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讲战争和战场上的人，三十六万字，正在排校。这些经历告诉我，学外语不仅是掌握一门语言，还可以给你相对广博的视角和较短时间内迅速了解未知领域的能力。外语是走向世界的窗户。我还意识到，一名好的翻译，背景知识和文字功底同样重要；中文水平和英文程度同样重要。

　　大三、大四我的专业是口译，课上课下做了不少练习。我很幸运，有很好的老师带我入门。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意识到和口译相比，笔译功底至少同样重要；和同传相比，交传的底子至少同等重要。工作后，我终日沉浸在翻译中，更深深体会到了：不是说学了十年英语，翻译就一定行，称职都未必。由此而生一种谦卑感，日日催我反省，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