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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弟学校困境:一边入学难 一边生源荒
2016-10-19
中国青年报

  身为上海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鲍远宝知道,自己的学校“离关门不远了”。

  3年来,招生成了他最头疼的事情。一边是日益空荡的校园,学生数量从1200人直线跌至700人,一边是在办公室落泪的家长,恳求他想想办法收留孩子入学。

  将这些孩子挡在门外的,并非是紧张的学位,而是一张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证》。

  201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满两年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

  在沪缴纳6个月社保,并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是办理居住证的两道主要门槛,看似不高,但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来说,却怎么都够不着。

  新政颁布后第一年,鲍远宝所在的浦东新区民办航头小学,新生数量从以往的200人锐减一半。今年9月,只招到30个符合条件的孩子。他了解到,有学校甚至只招到1名学生。

  他知道,寒冬来了。从办学之初他便明白,此类学校“只是一种过渡”,迟早会随时代变迁而谢幕。

  进不来,回不去

  老鲍绝不是唯一一个遭遇招生困境的校长。

  这3年间,他不止一次听到其他校长感慨,“生源萎缩得太厉害。”一位在上海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有的学校全部学生加在一起不足10人。

  在老鲍看来,入学门槛的提高无疑是重要原因。有学者作过统计,上海及北京市缴纳社保的农民工不到四成,“大多数人在这一环节就被卡住了”。

  在上海打拼了17年的安徽人老吴,为了让女儿升入小学,“用尽了全部力气”。然而,好不容易跨过社保这道坎,他却倒在了“合法住所证明”上。

  一年半前,他便开始为孩子入学仔细规划。先前做小生意的他,特地换工作到一家能交社保的快递公司,全家也从15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一间更大的平房里。在宾馆做清洁工的妻子心疼不已,房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500元,只为租一间有房产证的正规房。

  没想到,老吴还是没拿到那张长86毫米、宽54毫米的居住证。

  公司起初为他缴纳的是浙江宁波市的社保,要求满一年后才能给转成上海社保。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公司给他提前了两个月。孩子入学报名时间一天天逼近,一熬到社保满6个月,老吴便赶紧找到房东,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

  房东原本答应配合,最后一刻却反悔了。村里人告诫他,“不要将房产证借给外地人办居住证,小心孩子以后把户口落在你家。”

  老吴并不怪房东,只是自己默默叹气。他知道房东“是个好心人”,“只是被村里人的话吓坏了”。

  后来,为了养家糊口,老吴又辞了快递公司的工作,贷款买车,跑起了网约车。几个月后,他才知道辞职后之前缴的社保也没用了,居住证更加遥不可及。

  “农民工一般租不起正规小区里的房子,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难度不亚于办社保”。老鲍说。

  在新政实施前的2012年,上海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籍人数为13.6万人。3年后,这个数字减少为9.8万人。

  一张小小的居住证,赋予了外地人许多户籍人口享受的权利。老吴最渴望其中一项——让女儿在身边长大。

  “进不来,回不去。”提高门槛不让进,所以进不来;老家没人了,所以回不去。这正是老吴女儿的真实写照。

  这个打工者家庭在老家“种出的稻谷还不够全家人吃”。一家三代都来到了上海,如今老家只剩下孩子70多岁的外公外婆。

  老吴的妻子湿着眼眶说,要不是自己的父亲得了胃癌,她或许还会“狠狠心把孩子送回去”。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怪自己,“早知道现在这么难,就不生这个二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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