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吕梁山中群峰环抱的校园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场。乔子头与学校有关的很多痕迹都不在了，课桌板凳、教学用具，甚至暖气片都被拆走。孩子们离开村子出远门求学。教室门口挂上了“红白理事厅”的牌子，见证了乔子头村此后每一场隆重的婚丧嫁娶。

　　在有据可考的村志里，乔子头学校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农民窑洞的炕头上。它获得过世界银行贷款，接受过企业捐资，它距今最近一次兴建校舍是在12年前，占用了15亩耕地，牺牲了1000多株枣树，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别了最后4名学生，宣告关闭。

　　21世纪开头的10多年里，中国农村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靠乡亲添砖加瓦办起的农村中小学经历了大范围的“撤点并校”。在2000年到20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中学消失。

　　因此，乔子头学校的关闭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关闭3年之后，乔子头学校又活了过来。在山西省吕梁市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像它这样死而复建的农村小学，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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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子头村的“新班子”，一门心思要复建这所学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这个计划就被作为“第一件事”提出。

　　会议在教室改成的“红白理事厅”里举行，屋子被打工返乡的村民填得满满的，背景还是不久前办喜宴留下的红色“喜喜”字。这也是村小复建的首次动员大会。没出正月，第二次动员大会召开了，全村几百号人拍了张“全村福”。

　　“不重视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会主任刘喜生多次说，如果学校恢复不了，自己这个村主任“不当也罢”。他的手写发言稿有点潦草，还有不少错别字，但他一再强调，学校“关乎未来”。

　　村支书刘直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学校停办前疏于管理，老师上午10点多才来，下午4点便离开。生源鼎盛时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趋势，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县城。后来还有二三十名学生没走，当学校一撤，他们也被迫转走。

　　他说，乡亲们重视教育，许多家长到县城租房陪读，有家不能归，有地无法种，牲畜没法养。村小被撤之后，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学，坐在三轮车里的铺盖卷上，有的搂着孩子直哭。学校销声匿迹，村庄也随之凋零。

　　“年轻人全走了。”刘直旺说，学校撤销的几年间，村子平日里冷清极了，只有犬吠和过路大货车的轰隆声才能偶尔打破寂静。

　　刘直旺前几年多次在村里的党员代表会上提出要重建小学，一直没得到响应。2014年的一个晚上，他找到了刘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办教师刘保平，“密谋”恢复小学一事。

　　不久，村委换届，刘直旺、刘喜生走马上任。

　　刘喜生表示，他是“为了办学校才当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

　　村委会做过调查，村小关闭后，村里转走了60多户人家的80多名学生，多数人选择去23公里外的石楼县城而非两公里外的裴沟乡中心小学就读，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举债。房租等开支加上家里各项损失，每户每年要损失两三万元，全村损失达到150万～200万元。

　　而这个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么办学的村干部，曾去本县和邻县的农村小学考察，也去周边村庄摸过“市场需求”。但他们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楼县教体局的同意。

　　起初，在县教体局的楼道里，村支书和村主任四处碰壁。刘喜生感到“我们就是个农民”。

　　教体局一直担心没有学生，不同意恢复学校。他们提出哪怕办私立学校也可以。但教体局指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不能随便拿来给村里办私立学校。

　　2015年4月，刘喜生带着资深教师刘保平所写的《关于恢复乔子头中心村明德小学的请示》第三次去教体局。关于办学经费问题，他们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给多少，只要教体局出面同意办这个学校就行。”

　　“下次带上钱就来，没钱就再也不来了。”他保证。

　　根据双方协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万元保证金。如果学校办成，招生成功，教体局再将这笔保证金退回。如果办校失败，保证金无须返还。

　　教体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乔子头村举办了一场“爱心助教仪式”，刘直旺自费搭建了舞台，准备了矿泉水，村民们顶着太阳暴晒到场，有的甚至从省会太原专程赶回贡献力量。

　　仪式开始前，村里的秧歌队、锣鼓队喜气洋洋上阵。一首歌曲和一曲萨克斯演奏结束后，刘直旺和刘喜生念出了准备了三四页、由刘保平老师代写的发言稿。

　　他们承诺，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这些钱只是暂借，年底一定还给他们。

　　“有人可能要问，万一学校办不起来怎么办……如果真有万一，我喜生就是砸锅卖铁也在年底给大家把钱还上！”

　　他们反复强调办学对村子的未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拿着发言稿的他们显然没有平时说话时自在，时不时磕巴一下，或者偶尔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应。

　　他们面前放着几个空饮料箱，被贴上了写着“暂助”二字的红纸，准备承载这个村子恢复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钱的时候话不多，“我多少”是他们交钱登记时的基本句式。谁“暂助”多少钱，被同时写在了一个大横幅的背面，名字金额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万五万元的有，几千元的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人有穷富，本事有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就行。”刘喜生说。

　　看到同村人的踊跃，发起此事的刘直旺、刘喜生很受感动。他们觉得一定也能感动县里的领导，于是满心欢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条。

　　还有企业提供了赞助。接受赞助时，刘喜生跟企业代表站在了主席台后面，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应当站在台前拍照留念。

　　总数是65万元。他们原本预计，村民筹到三四十万元已属不易。最多的一户出了10万元，是刘直旺的儿子。刘直旺和刘喜生各出了5万元。

　　当刘喜生和刘直旺、刘保平次日开着车，带着一饮料箱人民币来到县里时，他们兴奋地看到，教体局的领导表情很惊讶。

　　又跑了几次教体局签下协议之后，他们才拿到了“同意”二字。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招生宣传。

　　临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几个大村被他们跑了个遍。“政策”包括奖励入学小学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读书免费提供住房并给一块水浇地。他们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张广告牌，发了约有500份彩色招生传单。

　　首份招生简章称，“望邻近村庄的学生踊跃前来报名，我们将成就你的梦想，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简章中还承诺开设音乐、美术、书法等培训课程。

　　质疑的声音也从没消失过。“现在肯定没人回去”“好是好，但是不信你们能办起来”。每次聚起村民进行宣传时，他们就不免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们开始自己找校长，找老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位本乡的老教师，有一次村民大会这位老师都已经参加了，但是最后“办不成”的舆论还是吓退了他。“一旦办不成，脸面丢不起”是他最大的顾虑。

　　当时，刘喜生熟识的石楼一中教学名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张润平刚结束了一次农村支教，本准备七八月回一中。

　　他们跑到张老师在县城中的家3次，“死缠烂打”，上午说不动，下午继续说。最后，考虑到个人感情，张润平答应出任校长。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刘直旺和刘喜生邀请了县教体局和乡中心校等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乔子头农村返乡动员大会”，也是关于这所村小复建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

　　开会前，刘直旺骑着摩托，到儿子开的加油站里用报纸包了5万元现金。

　　当天，每一个报名的学生，都当场领到了1000元现金奖励。对于真正的贫困户而言，两个孩子领上2000元奖金，顶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时，乔子头学校，这所石楼县面积最大的村小操场，已显得干净整洁许多。他们雇了十几个男村民，在这里刨地、除草，清理恶臭的垃圾，又叫铲车来拉走了几大车煤。野草最高长到了一米多，两个机动三轮车足足运了四十几车才让操场恢复模样。

　　2004年乔子头学校新校舍选址于此时，也经历了这样的“开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枣树。这次清理所花的1万多元，又是村支书、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还未结束，乔子头学校在没有开学典礼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开学了。包括幼儿园的孩子，80多人入学，半数是本村子弟。

　　只是，领了千元奖金的孩子中，有两人因父母意见不合，并未到校上课。这2000元奖金有去无回。

　　今年，乔子头学校复建后的首批3名毕业生产生。学生们顺利升入初中，其中一个男孩还考了乡升学考试的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