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左一）、罗庸（左二）、闻一多（左四）、王力（左五）欢送罗常培（左三）赴美讲学时的合影。看到这张老照片，陈平原先生笔端饱蘸深情地写道：“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张老照片，“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杨彬）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有一张老照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我曾说：“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却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代。正因此，我写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希望带领读者回眸那段历史。

　　■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战军兴，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战争结束时，大学数量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这是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当年她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念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王星拱说了，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只字不提随时可能降临的炮火。战争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反而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的职工们决定，把畜牧场饲养多年的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良种实验家畜，搬迁到大后方去。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呀猪呀，终于到达了重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他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如此有情且鲜活的历史画面在当时比比皆是，仔细阅读与钩稽，很容易理解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的答案。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

　　■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历史上，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衣冠南渡”的情形虽并不鲜见，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这次内迁有几个引人瞩目的特点：第一，这不是溃败后的逃难，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好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因大学内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批大学的内迁，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原先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很多人有疑问：为何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内迁大学依然能够培养出大学者与大师？答案很简单：第一，无论师生，在如此艰难的大迁徙中，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第二，生活圈子缩小了，教授们第一次和学生走得这么近，互相感召与启迪。第三，这段时间，枪口一致对外，校园里没有那么多内讧与政争。第四，生活艰辛，但对未来充满期待，反而显得“幸福”与“单纯”。这种精神状态，其实更适合于求学或治学。

　　以上所说都是内迁大学的有形功绩，而无形的贡献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罗家伦有一句名言：“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