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3年，参加华北抗日救护队的复旦学生

　　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黄色小楼“登辉堂”前，“国立复旦大学”的校牌完好如初，守望着2000多名复旦师生在这里曾经度过的抗战岁月。谁也无法想象，战火硝烟中，400多名师生从千里外的上海，一路背着行李，西上庐山，再迁重庆，几经辗转，受尽困苦曲折，落脚北碚，其“V字形”内迁路程之远，堪称内地大学“长征楷模”之一。九年于斯，艰难创业，办学育人，与坚守在上海的师生并肩抗敌，记录复旦大学不屈不挠、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追求，更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缩影。

　　“V字形”内迁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方死伤33万余人，这是抗战史上伤亡最惨烈的战役。

　　复旦大学现存的影像资料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日军从老校门冲进来，在草坪上生火做饭。当时复旦最为宏伟的教学大楼，名曰简公堂，也被日军掀翻屋顶，复旦校园成为战场。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人来沪，指令上海复旦、大同、光华、大夏四所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各自筹款内迁。大同、光华以经费无着退出，复旦、大夏则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最早以联合大学命名的学校。

　　联大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领导，迁往庐山；第二部由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领导，直奔贵阳。

　　第一部师生900余人于1937年11月初抵达庐山，租借山顶牯岭镇的房子办学。谁知12月初，上海战事结束，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庐山不稳，人心惶惶。吴南轩干脆发布通告，称第一部决定下山，乘船溯江西上重庆，再转道贵阳，与第二部合并。复旦学子以江浙籍居多，通告称，因路途遥远，愿意走的学生一起下山，不愿去的派发路费。900多名师生，最后只有400余人跟随。

　　12月底，400余师生乘永利轮抵达重庆，贵阳方面传来消息，校舍无着落，第一部遂决定借重庆复旦中学结束学期课程。1938年2月，鉴于现状和事实，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解体，各自独立办学。

　　1938年底，复旦在北碚嘉陵江北岸东阳镇落脚，借龙王庙做课堂，煤栈空房为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则散居东阳镇、黄桷镇。

　　经于右任校友推介，复旦选择嘉陵江南岸的东阳镇夏坝作为永久校址。“夏坝”原名“下坝”，陈望道先生以“华夏”的“夏”重新命字，以表达复旦师生的满腔爱国之情。复旦在夏坝破土兴业，纠工起屋。附近民众闻复旦在此建校，多有将自己私有零星土地捐赠复旦或廉价售与复旦者，四川省政府亦赠6万元资助建校。随后，登辉堂、相伯图书馆、博学斋、笃志斋等复旦校舍相继建成。

　　北碚夏坝，从1938年2月到1946年5月，复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除了积极抗日，也发展壮大了自身，到东返上海时，师生已逾2000人，发展成5个学院22个专业。“在复旦110年发展史上，其一，重庆时期复旦大学实现了从私立到国立的体制转变，国家对复旦的投入大增，学校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这是吸引名师来校的先决条件。其二，吴南轩和章益两位校长竭力延揽科学文化各界名师，师资得到较大充实，专任教授比例大增。其三，学生来源由原先以工商子弟为主到以清寒学生为主，学风变得朴实了，私立时期办学商业化的弊端彻底根除。这些都为今后复旦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说。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分为两部，一部分迁往重庆北碚，一部分留在上海赁屋复课，迁入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未匝月，再迁仁记路（今滇池路），最后租定赫德（今常德路）。上海环境繁杂，办学艰辛，所有系科设置、招生人数、学生学籍、毕业生资格审定，均需由渝校转呈教育部审核备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环境益加险恶，汪伪特务密布，日本宪兵横行，补习部一度宣告停办。后改名笃正书院，以谋开学。未几复名上海补习部，对外称私立复旦大学。

　　老校长李登辉为防复旦跌入汪伪陷阱，提出办学“三不原则”：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宁可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李登辉匿居深藏，杜门不出，可对学生在政治上仍极为关心，他通过为毕业纪念册写序的方式，教育学生“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上海补习部苦苦支撑，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