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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一代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902万
2016-11-23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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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城产生留守儿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复杂。农民工融入之难,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剧,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时外出的6100万,还是民政部等部门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万,都是巨大的数字。如此众多的留守儿童在家庭关爱缺失中成长,这是社会之痛。

  如果说当年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是生计所迫,社会和个人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我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政府财政和家庭财产都已迈过拐点,这个正当性正在削弱。儿童保护权已应超越经济发展权。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预见的是,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此时,一方面路径渐显,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临攻坚,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历时半年,采写了这组全景报道。希望给这个世界级现象留下一个记录,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国家顶层设计得到有效落实。

  曾经的留守儿童蒋能杰,如今留在村子里,和自己两岁半的儿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农家小楼里,蒋能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

  蒋能杰是少有的自觉抗争者。为了不让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独立制片人,自费拍摄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工作室就设在农村家里。

  蒋能杰的纪录片已获过各种大奖,2014年,《村小的孩子》获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影片以几个留守儿童为线索追踪拍摄了6年,其间蒋能杰把公益互动做到了极致,但截至拍摄结束,留守孩子们的命运仍未有根本改变。

  最新的摸底调查印证了蒋能杰的感觉。中国目前有902万父母皆外出务工的16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6100多万。

  英国BBC电视台在访问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评论,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牺牲孩子的童年。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以往伤得更多是农村和农民。有观众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影评中写道:“应该反转了,救救孩子。”

  其实受伤的不仅是这些孩子,还有整个社会。上世纪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过无父(母)陪伴经历的人约占同龄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人群中相当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阴影,是整个社会的隐疾,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更让人担忧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现,这可能形成代际传递。“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该反哺的时候不反哺,这必将埋下更大后患”,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这样警告。

  蒋能杰记得,有一次做完关于留守儿童的放映活动后,他曾和一个观众吵了起来。站起来发问的观众理直气壮地说:“我该纳的税纳了,你这个片子应该放给官员看。”蒋能杰告诉他:“你们不是没关系的,他们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他说着有点激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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